日本学者:多数日本人不想对华开战

资料图:2013年是“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5周年”中日在日本长崎县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。
资料图:2013年是“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5周年”中日在日本长崎县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。

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。作为一名普通日本国民,我深感日本与中国虽经历过战争,但两国70年来的和平努力绝不能被遗忘。

我出生于二战刚刚结束的1947年,与象征日本军国主义崩溃,旨在放弃战争,建立新国家的和平宪法同岁。当时日本虽然贫困,但和平的精神却被代代相传。我为日本战后从未参加国际战争,发展成一个和平而繁荣的国家深感骄傲。我在课堂上了解到日本在亚洲挑起战争,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痛苦。深深感到自己作为一个日本人,虽未经历战争,仍应对那场战争的历史事实负责,因此决定在大学研究亚洲近现代史,尤其是日中关系。

我1972年成为硕士,那一年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田中角荣、大平正芳等领导人以宽大的胸襟,攻克了“战后处理”、“台湾问题”等极其困难的壁垒,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。特别是周总理免去日本的战争赔偿,其广阔胸怀让我至今感动不已。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,日本政界、经济界和众多国民积极参与中国的经济、社会建设。虽然日本也从当年的对华经济援助中获益,但这笔援助也饱含着日本对中国免去战争赔款的感恩之情。随后,日本还积极向中国贷款,并率先表示支持中国加入WTO。

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,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日本经济的一蹶不振,警惕中国强大实力的论调在日本国内蔓延。特别是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令日中两国渐行渐远。2010年中国渔船扣留事件、2012年“钓鱼岛国有化”事件,更是将日中关系推向谷底。原定于2012年秋天举行的日中建交40周年仪式也被迫取消,我对此十分痛心与不甘,和几位朋友于2012年9月到11月举办了日中建交40周年民间纪念研讨会。在研讨会中,我深深感到,虽然对日中关系抱有不安,但希望改善并发展两国关系的有志之士依然存在。

回顾战后日中关系,两国间虽有争议,但两国国民总能凭借着彼此的牵绊和睿智克服困难,大事化小,不断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。“求同存异”便是这种精神最好的概括和象征。周总理曾表示钓鱼岛问题是“小异”,我认为钓鱼岛以前是,现在也是“小异”。中国对日本不是威胁,日本也不是中国发展的阻碍。两国人民的感情,可以得到修复和改善。

日本和中国应再次确认两国一衣带水的紧密关系,两国合作将带来巨大的互惠共赢成果。中国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,而日中和平友好是重要组成部分。同时,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、环保、老龄化等问题,也需要日本的合作与支持。

日中两国必须避免军事上的紧张关系继续升级。我虽非安倍政府的支持者,但我认为日本政府近年增加的国防预算,并非为攻击他国,仅是为了提高防范外来攻击的能力。面对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,大多数日本人既不认为日本有能力在武力上抗衡中国,也绝无与中国开战之心。当前在安保层面最重要的是构建两国的安全保障对话机制,增进相互信赖。中国若能展现大国风范,主动向日本释放善意,相信日方也会积极回应。日本国内某些政客利用“中国威胁论”鼓吹提高国防能力、修改宪法的论调也将不攻自破。

就围绕靖国神社的历史认识问题,我认为大多数日本人能够认识到战争的侵略本质,不希望再次发生战争。安倍政府对二战抱有异于主流的见解,但日本已不是一人或一个团体一手遮天的国家。我从2002年起的近十年间,担任日本文部科学省历史教科书审查委员。审查前的“教科书候选”中虽对战争有各式各样的表达方式,但通过文部科学省审核的教科书中并无美化战争的内容。战后的日本始终谴责战争、宣扬和平并取得了卓越的发展成果。日本人对这样的事实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。

我们无法否认历史。但日本战后70年间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,为实现日中两国友好所做出的努力,也是不争的事实。当前日中民间交流范围之广史无前例。两国应以民间交流为基础,增进相互理解和信赖,努力构建积极的新型日中关系。

(原标题:日本学者:多数日本人不想对华开战 中国应释善意)

编辑:SN123


洛阳官场断头新闻何其多

这年头,盛产断头新闻。岁末年初,媒体盘点的2014年十大断头新闻中,有一例曾亲历,那就是位列第五的河南洛阳副市长郭宜品畏罪潜逃落网事件。


应当取消聚众淫乱罪

我认为,成年人之间自愿的性行为,无论发生在两人之间还是三人之间,均为公民宪法权利,没有足够的理由用刑法加以惩罚,原因在于,三人以上的性行为如果出于公民自愿,则该行为无受害人。


道德正义与婚姻自由

民革中央将提案修订婚姻法,子女未满10岁父母不得协议离婚。记者获悉,民革将提交提案“有10周岁以下子女的当事人,不适用协议离婚;有10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的,协议离婚前须让子女表达其真实的意愿。”


如何看待教辅读物走出国门

华师大出版社的”一课一练“,应该说是受到肯定和欢迎的教辅精品,其走出国门,更给我们观察国外基础教育的一个窗口,国外学校、学生怎么对待、使用这一读物,值得跟踪观察,这反过来,可能为国内治理教辅问题提供经验。千万不能就此认为国外学校全面学习中国,连教辅也全盘采用。

发表评论

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。 必填项已用*标注